- 时间: 2019-12-08 04:14
他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典型的移民家庭，当过投资顾问又转行做国际货运，跑遍世界各地。随队驻军阿富汗，又受曼哈顿共和党党部背书竞选公职。经历真枪实弹的战争、翻过刀山火海的选战，郑永佳(Lester Chang)每天奔走在华埠这片他长大的地方，在孔子大厦投票站一干就是30年。不搞政治游戏、脚踏实地办实务，也许，出身华埠普通华裔家庭的他就是大象们期待已久的赤朱丹彤，在一片深蓝的纽约州中烧出赤地千里。
■ 侨报记者
广东移民家庭 备受歧视和排斥
我的父亲出生在广东，1940年代移民来美，后与母亲相识相爱，建立家庭，一家五口挤住在华埠爱烈治街(Eldridge Street)一间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内。初来乍到，父亲在餐馆工作，为了更好的工资待遇，他后来辗转纽约上州的西餐厅当厨师，一周回家一次。母亲则留守家中，照顾我和姐姐、弟弟。母亲是在《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废止之后，从香港移居美国，那时候的美国对于华人仍然不友好，歧视和排斥如同家常便饭。
即便如此，父母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辛勤打拼，只为了让我们吃得饱、穿得暖、有书读。1969年，那时我只有八岁，父亲不幸罹患癌症，久治不愈。当时已经来美40多年的他在重病之中愈发思念家乡，希望“在死之前再见一面远在香港的亲人”。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母亲决定带着一家五口回到久违家乡，一住便是2年。
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重新回到纽约，在布碌仑的中林(Midwood)住下。母亲和那时候很多不会讲英文的华裔移民一样，要么去衣厂、要么做餐馆或洗衣店，能够选择的职业非常有限。为了生活，母亲后来盘下一家外卖中餐馆，将我们三姐弟抚养长大。而她也未再改嫁，一心一意照顾餐馆生意和家计。
从布碌仑中林高中(Midwood High School)毕业之后，我申请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布碌仑学院(CUNY Brooklyn College)就读会计专业。艰辛的成长环境，让我更明白努力读书减轻家庭负担的重要性。我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筹集学费，没让母亲再在学费上操过心。后来进入纽约州立大学海事学院(SUNY Maritime College)，读国际运输专业。
海岸巡查闹乌龙 “高密度辐射物质”竟是抽水马桶
1998年，我报名加入海军预备役(Navy Reserve)，受训成为一名军事分析员(Military Analyst)。加入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曾报名入伍，但因为身体原因被拒之门外。后来我长大之后报预备役，通过了测试和体检，便服役到现在，一路做到现在的三级准尉(Chief Warrant Officer-3, CWO3)军衔，主要负责分析和制定技术及战术。在我之后，弟弟也加入了海军。
在至今21年的从军生涯中，我曾两次受召成为现役军人(Active Duty)。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加强国土安防。2003年，我受召前往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受训数月，后调回纽约，被派往美国海岸警卫队 (US Coast Guard)协助美国国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纽约分部，参与在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及周边海岸线巡查工作，主要负责检查货运船只和排查险情。
在2002、2003年那个年代，探测器尤其是放射性探测器技术还非常原始，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就曾闹出过乌龙。记得有一次，探测器在检查一艘货运船时发出错误的高密度辐射警报，大家都慌了神，生怕是什么危险物质或者炸弹。等全副武装的我们战战兢兢进入货仓，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只是一大批陶瓷制作的抽水马桶，令人哭笑不得。
在一年的海岸巡查工作期间，尽管任务充满未知和危险，但也让我留下很多有趣的回忆。那时候我们最头疼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货船。一般来说，美国海岸警卫队上船之后会要求所有船员统一集中在例如厨房这类空间内，以方便检查。俄罗斯人爱喝酒，我们上船检查时，船员十有八九都是醉醺醺的，到处是伏特加酒瓶，整个船舱都是酒味和烟味。中国货船则是以烟味弥漫著称，对于不抽烟的我来说，在检查期间得站在厨房里和几十个老烟枪共处一室2、3个小时，那个滋味可想而知。不过好在我工作的那一整年期间，都没有发生大的危险或事故。
赴阿富汗驻军 火箭弹袭击险象环生
第二次受召参与任务是在2009年，我被调派至阿富汗，驻扎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Bagram Air Force Base)，隶属特殊行动小组，为战斗行动提供后方支援。这个基地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约50公里处，是美军在阿富汗的最主要军事基地之一。
爆炸袭击、流血牺牲不只是在战场上，驻军基地人员也面临着同样的生命危险。因为巴格拉空军基地四面环山，仇视美军的敌军便利用地形，将自制或在黑市上购买的火箭推进弹射入基地内引发爆炸，天天如此，导致基地人员重伤甚至死亡。另一个威胁就是自杀式袭击，危险如影随形，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游走那般胆战心惊。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多雇佣当地人负责清扫和倒垃圾等工作，由会说英语的当地人负责招募，这些类似于“工头”的人再从工人的工资中按比例抽成。工人的日均工资为5元钱，虽然不多，但在阿富汗那样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稳定又有保证收入的零工是当地人心目中为数不多的“好工作”。尤其倒垃圾最受欢迎，他们会把军人丢掉的垃圾运送到基地外的小市场上贩卖，挣点小钱。破旧的皮靴、外套、日用品，这些在美国人眼中不起眼的垃圾一般都能在当地市场上卖出不错的价钱。
尽管相比战场上的残酷血腥，驻军基地相对资源充足，但像洗澡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基地内都是种莫大的享受。我当时住的木板房，通常一个房间要挤8个人，这种房子不像绝缘和保温的水泥房，在昼夜温差极大的沙漠环境中，住在里面的每一天都要忍受极热和极寒的循环交替。
食物、天然气、日常所需物品，大多是靠运输飞机空投进入基地内，以防陆地运输引发潜在炸弹袭击危险。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依靠罐头食品果腹，新鲜蔬菜和水果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这就是驻军基地的真实与残酷。
在阿富汗驻军期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通信，能和家人说上两句话非常不容易。基地提供有免费的通信设备，但受带宽限制，网络非常不稳定又常常得排队，于是催生了付费卫星电话和网络这一地下产业。那时候，为了能打个电话回家，我每个月大概要花75元。在资源极度有限的环境中，我和所有驻军基地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想方设法度过艰难又危险的每个日夜。
我一去就是一年，与妻子、兄弟姊妹和母亲远隔重洋，错过亲人的生日、不能和他们共度节日、到场参与和见证亲友的重要时刻，这就是驻外军人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我很感谢我的妻子，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对我的支持、信任和等待，我们互相信任和坚守承诺，终于挺过了分离带来的考验。
参与人口普查和投票站 投身公共服务
我在从军之前曾在银行担任过投资顾问，后来转做事货运代理人(Cargo Freight Forwarder)，负责公司在印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的工作。因为我仍然是预备役，所以每个月都需要从海外飞回纽约，参加例行训练。
1990年正值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我从1989年到1990担任人口普查局南区办事处处长，负责从当年4月1日起开始的普查工作，统筹约400位工作人员，在华埠等下城地区开展人口普查。那是我第一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那个年代，不少到纽约市区内打零工的华人住在非法改建和营运的出租房，一个公寓甚至能住满10多个人，到现在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因为是非法出租，加上房客中不乏非法移民和拿现金酬劳的工人，无论是房东还是房客，都不愿意按照实际情况填写人口普查问卷。
为了尽可能提高华埠人口普查的精确性，我想出一个办法，建议调查员注意观察这类住房窗外晾衣架上的衣服和门口的鞋子数量，来推断大致人数。尽管如此，那一年华埠的人口普查回复率仍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甚至比非华裔聚居区砲台公园(Battery Park City)还高。
也是从1990年起，我参与市选举局(BOE)地投票站工作，时至今日，每逢初选、普选或特殊选举，我都出现在孔子大厦投票站。刚开始当投票站负责人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其他工作人员的年纪往往都比我大一轮甚至两轮，如何让他们认同我这个“毛头小子”是我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成长在华裔家庭，我懂得借鉴“中式思维”，自己掏钱给投票站工作人员买咖啡和便餐、和他们聊天谈话，逐步赢得认同甚至尊重，进而意识到我不只是一个毛头小子，而是这个投票站的主管。而这种“套近乎”的方式也有助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更有效率地帮助选民和处理票务工作。
投票站的工作和普通日常工作不一样，每个投票日可能间隔有好几个月，作为投票站负责人，必须提前做功课，比其他工作人员更加熟悉票务工作，才能在每次从早上6时到晚上9时共计长达15个小时的投票开放期间，尽可能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意参与公职竞选 再为共和党“出征”
2016年，我受曼哈顿共和党党部背书，参加因纽约州前众议院议长萧华(Sheldon Silver)下马之后空缺的第65选区州众议员一职所举行的特殊选举。尽管最终惜败，但给首次参与公职竞选的我积累了经验。
我出生和成长在华裔移民家庭，受益于公校教育，从军经历加上在人口普查和投票站的多年公共事务服务经验，也许是党部视我为为数不多的曼哈顿下城公职“合格”竞选人之一。不过，民主党势力在纽约州远大于共和党是不争的事实，共和党参选人或候选人要在选举中胜出的确不易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时机合适，我想我还是会再次以共和党竞选人的身份披挂上阵，出征选战。
